我妈妈说，她嫁过来不到三个月，就是分家的日子。所谓“分家”，是从奶奶手里接过的几只碗——粗瓷的，边沿带着小小的缺口。锅呢？没有。田地呢？都是最远的、最贫瘠的山坳角落。我爸爸只是沉默地接下。 我的出生，并未给这个家庭在奶奶那里赢得半分暖意。她没来看过一眼，更别说抱一抱。月子里，是父亲照顾母亲。他清早六点起身，生火做饭，在八点前赶到工地。妈妈总记得那个清晨，爸爸杀鸡时一刀切在手上，血怎么都止不住，他竟晕了过去。空荡荡的灶房，只有妈妈无助的哭声。许多年后我听到这里，眼泪仍会毫无预兆地滚下来。 偏心是一把钝刀，它不一下致命，却经年累月地磨着人的心。小姑的孩子寄养在奶奶身边，和我们一般大。孩子间的打闹本是常事，可一旦小姑的孩子哭了，奶奶的骂声便即刻响起。有一次，她竟指着我们吼：“我女儿只生了这一个儿子，打死了要偿命！”妈妈积压多年的火气轰然炸开，她一把将我和弟弟拽到跟前，声音发抖却字字清晰：“来！看看！你儿子生了 12 个儿子！打死了不用偿命，是不是？”空气凝固了。从那以后，那话她再没说过，但冰冷的空气，再没暖过。 那偏心的尺度，精确到一颗弹珠。弟弟和小叔的儿子玩弹珠，赢了全部。堂弟一哭，奶奶便骂了整整三天，污言秽语，说我们“偷抢”、“穷酸恶毒”。同一个屋檐下，她却能对寄养在大伯家（是大伯娘弟弟的儿子）、毫无血缘的孩子温言软语，说着“奶奶背你”、“奶奶喂你”——这些我们从未听过的字眼。 最伤人的，往往在最不经意间。八九岁时，一个肉丸被堂弟好心地分成两半，给了弟弟一份。奶奶发现后，刻薄的话冲口而出：“这么馋！有吃的分给外人！”那个“外人”，像一根冰锥，扎进了我们全家的耳朵。我爸爸当时就在屋里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烟抽得更凶了。 我们就在这样的“区别”里长大了。十七八岁，我们不再叫她。婶婶劝父亲：“教教孩子，怎么不叫奶奶？”父亲只回了一句：“我的孩子，不用教。”原来，他自己也已十几年，没叫过那一声“妈”。 时间似乎能冲淡一切。我结婚前，我妈，说：“算了。”她主动走向奶奶，邀请她来参加婚礼。这是二十多年来，妈妈第一次对她开口。奶奶挪开目光，淡淡地推脱：“大孙女结婚，我都没去呢。”一旁的婶婶忍不住：“那时您病着，现在身子不是硬朗么？”最终，她也没来。母亲那扇好不容易才推开一条缝的门，又轻轻地关上了。 她九十多岁，摔断了盆骨。我去看她，那片刻的关心，竟让我生出一种背叛母亲、背叛那些年所有委屈的罪恶感。 如今，我也成了父母。偶尔和爸爸谈起过去，他只是沉默地听着，烟雾缭绕里，看不清表情。我懂得了他的沉默。 母亲态度坚决：“她走时，我不会去。”父亲则对我们说：“你们……还是得去。” 表面还是做一下。